深入理解“实施扩大内需战略”

2020-06-09
09 2020-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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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《经济日报》作者:王东京

  中央最近多次强调,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,要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,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,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对扩大内需又作了具体部署。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,表明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已从供给侧转到了需求侧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,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。

  扩大内需应坚持重点从供给侧发力

  一国经济要稳增长,总供求必须保持平衡,这是常识。问题是总供求如何平衡?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对此有争议。19世纪初,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,说市场经济不会有普遍生产过剩,供求平衡的重点在“供给侧”。然而不幸的是,上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经济大萧条,生产普遍过剩,失业率平均达25%以上。在严酷的现实面前,萨伊定律不攻自破。

  也是时势造英雄。1936年,凯恩斯出版了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,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所谓的“凯恩斯革命”。其中有三个重要观点: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自动平衡;普遍失业是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;扩大就业需国家用扩张财政政策重点刺激投资。显然,凯恩斯供求平衡的重点,从萨伊的“供给侧”转到了“需求侧”。

  客观地讲,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为应对大萧条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,而且一度被奉为西方国家的“国策”。可惜好景不长,到上世纪70年代,西方国家却纷纷陷入了“滞胀”。墙倒众人推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宣称:要对“凯恩斯革命”进行“再革命”;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断言:政府刺激投资对稳定经济无效;供给学派强调:政府调控经济应从需求管理重新回到供给管理。

  凯恩斯理论失灵,一个重要原因是仅仅关注总量平衡而忽视了结构平衡。事实上,供求平衡同时也要求结构平衡。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在《资本论》中做过分析。在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,他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再生产与消费资料再生产两大部类,明确提出要实现“价值补偿”与“实物补偿”两个平衡。其中“价值补偿”是总量平衡;“实物补偿”则是结构平衡。

  马克思还分析指出,总量平衡并不能保证结构平衡,而结构失衡必然导致总量失衡,所以他认为供求平衡的重点是在供给侧。在他看来,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。近年来,中央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,提出了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从供给侧调结构,并通过不断改进和提升供给扩大内需。

  中外大量事实表明,改进和提升供给不仅可以更好满足需求,而且可以引导需求、创造需求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当今时代,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,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,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,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,改进和提升供给也是扩内需。那么,怎样从供给侧扩内需?总体讲应坚持以下三大原则:

  其一,用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。当年凯恩斯主张重点扩投资需求,理由是投资有“乘数效应”。可就在凯恩斯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出版的1936年,哈罗德出版了《商业周期》一书,证明消费对投资也有放大效应。这样说来,重点扩投资的理由并不成立。事实上,从需求链看,投资只是中间需求,消费才是最终需求,如果消费不足,扩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,反而会加剧过剩。欧美国家的“滞胀”是前车之鉴,所以我们要坚持用消费牵引投资,避免重蹈覆辙。

  其二,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。一方面,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,另一方面,扩投资也要有主次之分。今天产业分工十分发达,但不论分工有多发达,皆可将产业分为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。比如,采矿业是钢铁业的上游产业,钢铁业则是采矿业的下游产业;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,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。而产业链的最终端,是消费品产业。由此推,扩投资的重点就应该是在消费品产业。因为产业链条越长,投资乘数越高。在整个产业链中消费品产业处于最末端,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当然最大。

  其三,用进口带动出口。早在200年前李嘉图就论证过,各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,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实现共赢,但前提是贸易要自由。可目前的局面是,西方贸易壁垒森严,特别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,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升级。要打破这个僵局,可考虑用进口带动出口。一般来说,一个国家出口,目的是带动进口,若不进口,则代表着对国际分工收益的放弃。这样看,我们应实施积极进口政策。当前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下跌,扩大进口无疑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,提升出口竞争力。

  提振消费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安排

  根据上述分析,从供给侧扩内需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,那么消费靠什么带动呢?从亚当·斯密到马歇尔,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,即消费要由收入决定。说消费由收入决定应该没错,现实中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:沿海地区居民收入高过西部居民收入,前者消费明显高于后者的消费;今天人们收入高于改革开放前,而消费水平也普遍高于改革开放前。

  可是马歇尔之后,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。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30年出版《利息理论》,开篇就说“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”。何为“一连串事件”?他解释是指一连串消费活动。比如某人拥有10万元,若用7万元购买了消费品,这7万元便是他的收入;余下3万元,是他的资产(如储蓄、股票等)。显然,费雪将收入分成了广义与狭义两种:狭义收入等于消费;广义收入则大于消费。

  另一位学者是凯恩斯。凯恩斯虽也认同消费函数,但他认为消费不会随收入同比例增长。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,为了论证一个国家为何出现消费不足,他提出了所谓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”。意思是:随着人们收入增加,消费也增加,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,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(消费倾向)会下降。

  在消费信贷产生之前,凯恩斯的分析也是成立的。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,消费信贷在欧美悄然兴起,于是“消费倾向递减规律”受到了挑战。比如,有人本来用自己的钱买不起房,可有了消费信贷后,便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住房。人类进入21世纪,消费信贷风靡全球,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已不完全受收入约束,它可以超过自己的收入。

  果真如此么?对此有两位经济学家用自己的“假说”作了否定的回答。一是莫迪利亚尼的“生命周期假说”。此假说指出: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: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,有负债;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,有储蓄;老年时,消费会大于收入,用储蓄弥补缺口。前后算总账,一个人一生的消费,最终仍取决于他一生的收入。这样看,消费并未超过收入。

  二是弗里德曼提出的“持久收入假说”,此假说认为,人的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,而决定消费的是持久收入(三年以上相对固定的收入)而非现期收入。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若持久收入高,他完全可以通过消费信贷来扩大自己的消费。

  以上两个假说角度不同,讲的却是同一个道理:从短期看,一个人的消费有可能大于收入;但从长期看,消费最终还是由收入决定。这在一定意义上算是挽救了消费函数。不过尽管如此,却仍解释不了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。照弗里德曼的假说,消费者按持久收入消费,银行按客户的持久收入贷款,请问怎会出现次贷危机呢?

 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,得先提出两个推论:其一,假若有消费信贷安排,一个人的消费水平由持久收入决定;否则,消费仅由现期收入决定。其二,在存在消费信贷的条件下,一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持久收入,同时也决定于信贷杠杆率。第一个推论好理解,消费信贷可将未来收入折现为当期收入。第二个推论复杂些,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解释:假定某人有100万元希望购房,而银行不提供购房贷款,此时他只能购买100万的房产;若假定有消费信贷,比如银行可提供50%的贷款,他用100万便可购买200万的房产,杠杆率是2倍;而银行若提供90%的贷款,他用100万便可购买1000万的房产,杠杆率是10倍。从这些意义上说,当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,说到底是杠杆率过高惹的祸。

  回到操作层面,对提振消费有三点政策建议:第一,消费由收入决定,提振消费须优先稳就业。只有就业稳,消费者收入才能稳。第二,消费不仅决定于现期收入,同时也决定于持久收入,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,不过杠杆率要控制适度,防止出现债务风险。第三,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和基层工资。结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,近期也可为贫困户适量发放消费券。

  扩大投资的三种方法及其选择

  从供给侧发力扩投资,总的原则是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;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。若具体到操作层面,扩投资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,那就是投资所需的资金如何筹措?若不解决资金筹措问题,扩投资便是无源之水,只能画饼充饥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,扩投资的筹资方法有哪些?在这些方法中又应该怎样选择?

  从理论上讲,扩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三:一是发债;二是加税;三是减税。关于发债与加税,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大争论。19世纪初,拿破仑挥师南北、横扫欧洲,为了共同对抗法国,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。为筹措军费,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焦点在于,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发债筹措?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;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。

  李嘉图的理由是,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,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。假若政府不选择加税,企业虽然当年不必多缴税,但政府就得多发国债;而政府多发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,企业日后就得多缴税。于是李嘉图得出结论说:今天政府发行的国债,其实就等于明天企业需缴纳的税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李嘉图等价定理”。

  若仅就加税与发债比较,李嘉图的分析是对的。不过李嘉图也有一个疏漏:那就是无论发债还是加税,皆势必挤占企业投资。反过来,若政府少发债而选择减税,也可增加投资,而且是增加企业投资。可见,减税也是扩投资的一种方法。说得更明确些,发债是从需求侧增加政府投资;减税是从供给侧增加企业投资。在发债与减税间如何取舍,实际就是对扩政府投资与扩企业投资进行选择。

  事实上,以上三种筹资方法,美国曾在不同时期都采用过。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,主要是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;上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后,则主要是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私人投资;美国次贷危机后,奥巴马政府却推出了1.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。现在回头看,长期发国债扩投资,后果是“滞胀”。而加税则无异于杀鸡取卵,对此当年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·莱恩说得明白,政府税率越高,最终获取的税收就会越少;对企业收税越多,获得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少。

  由此看来,只有减税才是扩大就业上选之策。而且我国的经验也证明,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,政府与其加税,倒不如发债。加税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,还会减少居民消费;而发债至少短期内不会影响居民消费。

  但需要指出的是,若在发债与减税之间选择,则应选择重点减税。虽然短期内发债比加税更可取,但长期看却会挤出企业投资。由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预算约束不同,后者投资的效果通常要好过前者。也正因如此,扩投资的主要办法是减税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指出,今年赤字率拟按3.6%以上安排,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;加大减税降费力度,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.5万亿元。

  进一步分析,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: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。前者是供给学派的主张,美国在里根时代推行的就是全面减税。可从里根减税试验看,全面减税虽扩大了民间投资,但同时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。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启动了减税,为了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,采取的主要是结构性减税。从去年起我国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%降至13%;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从10%降至9%;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%税率不变。结构性减税相对全面减税,显然棋高一着。

  三点结论

  总结全文,我们可得到下面三点结论:

  第一,落实“六稳”“六保”,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。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。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,总的原则是用消费带动投资、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、用进口带动出口。

  第二,消费由收入决定,扩大消费必须优先稳就业。由于消费也同时决定于持久收入,故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,但应防止信贷杠杆率过高导致债务风险。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、保就业、保基层工资。

  第三,扩大投资有三种方法:加税、发债、减税。从稳就业与投资效果衡量,加税不如发债;发债不如减税。而就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来说,结构性减税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,一石二鸟,可成为我国未来稳增长的主要选择。

  〔作者系安博电竞(国家行政学院)原副校长(副院长)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〕

(责编:毕阳)